中国古代编辑特征浅论
 

    书籍的社会功能是传播文化同时又铸造文化,所以它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品貌特征和发展水平。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老死不能遍读;初学对之,望洋而叹,有废然而返耳”(余嘉锡《古书通例·绪论》)。丰富的古典文献成为中华文明繁富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典籍是古代编辑工作者精心选择、编纂和整理的结果,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编辑出版事业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很有意义。本文试从编辑主体的学者化、政治化和社会地位诸方面来阐述中国古代的编辑特征。

               

编著校合一:编辑主体社会角色的学者化

    纵观古代的编辑活动,我们发现古代的编辑工作者往往是一些学有精长.术有专攻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编辑活动集编辑、著述和校雠于一体。《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可以说,孔子是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书籍编撰者。就是这位中国编辑的开山鼻祖却以“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闻名于世,他的编辑活动也基本上体现在他的教育活动中。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孔子从卜官的材料中编撰成《易》,从史官的材料中编纂成《春秋》,还从现有的文献材料中整理出《乐》、《诗》、《礼》等书,对学生进行传授。西汉武帝时,司马迁利用国家藏书和自己遍游名山大川历史遗迹所搜集的资料编次撰写了规模宏大的史书《史记》。这是一部典型的编著合一的大作,其取材之博、编削之精、编排之谨严堪称后世师表,特别是它独创的以纪传体例编写史书影响中国史坛达二千年之久,后来的《汉书》到《清史稿》等正史皆延用这种体例,这就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经学家刘向受诏校理群书时,因其对经传、诸子和诗赋无所不通,故自已主要校理这部分书籍;同时他又延请其它方面的专家协助校理余书,如“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真可谓专家编书了。《永乐大典》的主编解缙、《古今图书集成》主编陈梦雷、《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纪昀等大编辑家都是当朝的大学者,多有私人著作问世。如纪昀(晓岚)30岁时中进士,后擢翰林院侍读学士。他除了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以外,还留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著作。

    校雠是古代编辑活动的一种重要内容。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自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可见,在我国古代编辑过程中,校雠力求与学术相结合,其目的便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现代史学家陈垣先生结合自己校勘《元典章》的实践,在《校勘学释例》一书中总结出校勘的四种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这些校勘方法在编辑过程中的应用比起现代编辑出版概念中的“校对”具有更浓厚的学术性,成为古代编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对今天的古籍整理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可见编、著、校三者合一是中国古代编辑的重要特征。当然,在不同图书的编辑过程中,编、著、校各有所重。如司马迁编《史记》侧重于著,清代彭定求编《全唐诗》侧重于编,刘向整理群书时则侧重于校。所以有学者指出:古代的编辑“于编纂中,参有著述之旨和校雠之法;于著述时,辑有材料,而比勘、引证所述之文;于校雠中,集众本以校一书,刊谬补正,作注以传示后学。”

   古代编辑的编、著、校合一有多种原因,其中主要是因为古代编辑事业很不发达,出版体制亦不完善,专业分工尚未确立,编辑业还只是作为政治和学术的附庸。古代有官修图书和私修图书之分,但没有正式的图书编辑出版机构。弘文馆本是皇家培养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机关,翰林院本是掌修国史的研究部门,但都设有管书、校书和写书的专职人员,这就使一些学者从事编辑事业并融编著校于一体成为可能。其次,古代学者为政之文藏于故府,为学之文由弟子传授,只是到了暮年或在身死之后才聚集编次成书。这些著作的编次,或出于手定,或出自弟子或后裔之手,有的甚至在数百年后才由后人收集残文丛论编辑成书。如《论语》一文由其弟子在其身后编次而成;《管子》一书载有管仲身前身后之事,显系后人编纂。这种现象也是造成编著校合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古代虽在南宋之后便有活字印刷术,但很多书籍尤其是大型图书都靠手抄,即使是刻印版本,也因印刷技术造成很多谬误之处,再加上统治者或不法书商对书籍挖补篡改,就使得后人在辑编图书时必须根据各种版本进行选择、整理和加工。所以编、著、校三者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编辑活动的一个重要规律。

   随着图书编辑事业的飞速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编、著、校合一的现象愈来愈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它对当代古籍整理工作仍有现实意义,我们不可随意偏废之。学者编书是我国编辑业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学者功底越深厚,编出的图书质量越高。我们应当发扬这种传统,走“编辑学者化”的道路。当然,“编辑学者化”并非让编辑成为大学者,而是要集学问家与编辑家于一身,才可能以学者的眼光为读者提供质量更好、品种更优的图书。

          

注经释典:编辑主体社会角色的政治化

 

    中国的古籍凝聚着古代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而中国的学术主潮历来就不是独立的,而是政治的附庸,编辑主体的社会角色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学而优则仕”,如翰林院侍读大学士、编修等既是官衔又是学术的象征。这就使这些图书打上了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烙印。举几个例子,清代编纂家陈廷敬曾参与纂修《清世宗实录》,任《清太宗实录》副总裁,还担任修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佩文韵府》、《明史》等书的总裁判官,年逾古稀时担任《康熙字典》的总阅官。这位顺治十五年的新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内阁学士、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真可谓权倾一时了。纪昀曾任清代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他主纂的《四库全书》本身就是满清统治者粉饰太平盛世、加强思想控制的产物。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书名上即可知道它是为皇帝治国安邦而撰的教科书,从其所署“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臣”即可看出其显赫的政治地位。

古代编辑主体社会角色的政治化必然把中国的图书纳入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的经典成为历代学者研究的核心,这类图书的出版占据中国古籍相当大的一部分。儒家经典实际上最初是由孔子编订的六艺即《诗经》、《尚书》、《周礼》、《易经》、《乐经》和《春秋》(后《乐经》亡于秦火)。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才被定为一尊,称为“五经”。关于“经”的解释,班固在《白虎通》中释为“常”;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隋书·经籍志》云:“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可见儒家经典在封建政治和文化中的地位。汉代时《礼》一分为三:《周礼》、《仪礼》和《礼记》,唐代又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列为“经”,北宋又将《盂子》升为一“经”,才有“十三经”之说。令人惊异的是,在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中,经部不仅位列首位,而且数目多得令人咋舌,是十三经书的几百倍之多。仅就《中国丛书宗录》要目、《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书和《贩书偶记》正续篇三者的统计数字看,经部图书竟达9906种,占总数的155%,仅易类就达1514种。这是古代注经释典的学术传统所带来的结果。

    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兴于战国。《易》有上下彖辞、上下象辞及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称为“十翼”,是为《易传》。《礼》所附的“记”及《春秋》三传也是这类作品。西汉初年学者所写的传、记继续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以后逐步转向名物、文字的解释,发展了章名训诂之学。如《毛诗传》等。从东汉到魏晋,解释名物、文字的笺注之学成为治经主流,传至于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周易注》等。后世称之古注。南北朝后,人们对汉魏注感到“古奥”,于是又出现讲义式的“义疏”,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逐字、逐句、逐章释注,每种经书都有二三家“义疏”。孔颖达等人编定“正义”,取南北朝诸家“义疏”而无所发展。宋朝学者抛弃汉唐旧学,自创新注,讲究义理,称之宋学。清代学者又纠正宋儒义理空疏流弊,以“恢复汉学”为旗帜大兴考据之学,据前人笺注作“疏证”,形式上恢复经文、古注、疏证三个层次,编出清朝十三经注疏。

    注经释典的传统也影响到其它领域,很多学者治史学、佛学、文学等学科亦以注为业,或补苴罅漏,或阐述己说。如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增加许多史料,后世不可不读。金圣叹批注《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厢记》等书以阐述其文艺理论,王夫之也是以其《读通鉴论》和《宋论》来表述其史学思想的。

    历代学者尤至清代,“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辩名物”,风气所及,非注经史不为学问,“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阮元序江藩《汉学师承记》)造成这种学术传统的原因,从政治上讲是统治者大一统思想的学术化;从学术上讲,如郑樵所言:“古人编书,必究本来,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通志·校雠略》),借以“开导后学”。这些皆源于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述”即“循”也,杨伯峻先生释之为“阐述而不创作”之意(见《论语译注》),先注仰承于“六经”,而“疏”又不破“注”,即使后注有所创新,亦是在夹缝中小心翼翼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经书与经之注释历代相传,成为知识分子皓首研究的对象,并把“好古,敏而求之”(《论语·尽心下》)作为追求知识、展示功力的途径,把“古”奉为“今”的标准尺度和范式。

    注经释典的传统一是显示出中国古代思想的稳定性。正统的儒家思想一旦受到来自本土的或外来文化的冲击,常常表现出融合而非对抗的姿态。如佛教的中国化即是传统思想不断容纳佛学,通过注释调整充实自身学术发展的结果;其二,表现出因袭性。古代学者不乏见识卓越者,但他们或谨守经典勤勉注疏,或以注经“批古改制”,意在修补发扬而非破旧布新。就连近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康有为也借《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来宣扬其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其三是自足性。通过注经释典,中国学术外可容纳新学,内可调整旧义,沉浸其间,进与退,仕与隐,“达”与“穷”,都有所依托,寄情于圣人前贤之言。所以注经传统在很大的程度上形成了传统文化的特质,铸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编辑无学:编辑主体社会地位的尴尬性

 

    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西方人惊羡的对象。与书籍的社会地位迥然不同,人们却对书籍的生产者——编辑劳动者及其编辑劳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态度,以至于在近代编辑活动产生百余年后“编辑学”尚未在学科之林中占一席之地。“编辑无学”论最先出自何人之口已难考证,然而这种观念却早已固执地溶入人们的思维框架中。当今许多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对此观点也表示赞同或默认,直到近两年才有人为建立编辑学学科体系而摇旗呐喊,然而并没有达到应者云集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是和古代编辑活动的特性紧密相联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虚言妄语。

    先看古代“编辑”的含义。东汉学者许慎在他所编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说文解字》中释“编”为“次简也”,“辑”为“车和舆也”。《说文段注》指出“以丝次第竹简而排列之日编”,朱骏声《说文解字通训定声》云,“辑”通辑、绩。为聚集之义。初唐李元寿在其《南史·刘苞传》中有“手自编辑,筐箧盈满”句,这是最早将“编”“辑”合在一起的记载。此处“编辑”乃补缀之义。由此可见,古代的编辑活动最初是将已有但无序的文字资料变为有序,将分散的资料变得集中,以达到传播信息、储存知识等目的。这样古代的编辑劳动也只是一种收集和整理活动,虽然在编辑过程中编辑应用脑力劳动对}5籍进行选择、校雠乃至撰写,但终究以“编”、“辑”为主,故其劳动创造性被掩盖起来,编辑活动被视为师徒相传式的作坊劳动,其本身的学术问题便被忽略了。

    “述而不作”的编辑思想及注经释典的学术传统自然也是形成“编辑无学论”的重要因素。孔子为编辑祖师,然而“六艺非于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后世之书亦承袭孔氏之旨。“信而好古,敏而求之”,在图书选题上形成一种狭隘的风格.而“选题”是编辑最富有创造力的一个步骤,舍尔观之,编辑就更被视为无学可治了。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多以政治家为主,帝王将相、草莽英雄皆入史册;学者名流亦可彪炳千秋。古代编辑虽多为学者,入史册中不以其编辑之工而因其学术之精。孔子《论语》为弟子所辑,《论语》使孔子的思想得以传世,而该书编者却少人问津。这种传统自然扼制了编辑地位的提高。

    “编辑无学”论是否成立还可以继续讨论,然而随着编辑事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编辑无学论”必将被新的观点所代替。总结“编辑无学”的历史渊源,对于重新认识编辑地位很有启示。

    综上所述,古代编辑活动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古代编辑的学者在编书、态度严谨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经验,然而选题的狭隘性等又提供了有益的教训。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力争为读者提供内容更丰富、价值更高的作品,为我们的文化建设事业服务。